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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台灣推理小說的「新／舊世代」之思考





二ＯＯＯ年後的台灣推理文壇，出現所謂「本格復興」的呼聲，以既晴為首的作家群體，要求推理小說的創作回到保持著密室與解謎的「本格」風格與傳統，造成台灣推理界不小的衝擊與迴響。細究此一「本格復興」之說，實際上與台灣推理主流文學場域的重構有密切的關聯。





「本格復興」除了反映主要是二ＯＯＯ年後的新世代推理作家，對於自一九八Ｏ年代起以「本土推理」的型態作為台灣推理小說發展與創作主流的閱讀疑惑外，更核心的焦慮是，他們認為當代台灣推理仍處於以「社會派」為價值標準的創作氛圍中，使得這群作家開始思考如何追尋推理的「正道」與「本質」，甚至意圖建立新的典範規則，主導推理文學場域的主流型態。





這一脈「本格復興」的思考，一般認為源自於島田莊司對本格推理逐漸消失的憂慮。島田莊司曾在訪談中說：「倘若推理小說創作者只為了迎合影視觀眾群，大量融入愛情、金錢、權力鬥爭等一般觀眾愛看的劇情，卻忽略了本格推理真正應該具備的要素，那麼我非常擔心本格推理會在日本逐漸消失。」因此，島田莊司在日本境外推動「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」，並說明其核心理念是「假使日本的推理小說創作者逐漸偏離本格的正軌，那麼轉向國外尋找其他語言的本格推理創作人才，絕對是值得一試的。」二ＯＯＯ年後，台灣推理作家如藍霄、既晴、林斯諺、冷言、凌徹、陳嘉振等人，皆受島田莊司對「本格」復興的感召，如陳國偉指出：「在自己的作品中，透過譯寫的方式實踐，來尋求他們心目中本格推理的『復興』之道，以致於他們都成為『島田的孩子』(Shimada Children)、『二十一世紀の萬次郎』，在臺灣的文學推理場域，進行對島田的再生產。」





在相關記載中，台灣推理文壇對「本格復興」的思考與推動，都與一九九八年底第三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有關，這個當時台灣最重要的純文學大獎，將徵文主題對象設定為推理小說，顯示出推理文學與純文學場域相互對話的可能。但較少研究者注意到一九九Ｏ年代初期，台灣推理界已出現兩次關於「文學性」與「推理性」間相當具體的「對話」，反映早期主流的美學價值中，推理小說與純文學間關係的演變。





第一次事件，出現在一九九一年第三屆林佛兒推理小說獎評選中，評審周浩正提出參獎作品〈一貼靈〉是否為「推理小說」的質疑，包含敘事手法以現象觀察為主，造成推理性的不足，以及作品中表現出高度的文學性，敘事主軸也因此偏向對社會現實荒謬的人性描寫與批判。然而在這次的討論中，〈一貼靈〉最終卻仍因它高度的文藝價值，獲得當屆文學獎中的評審推薦獎，明顯展現出「文學性」作為早期推理文學場域中主流的價值型態。





第二次事件，是楊照與陳銘清的論戰。楊照於一九九三年八月撰寫評論，批評當時的台灣推理小說雖以「本土推理」的型態發展，卻忽視純文學的實踐，過於偏向對外來推理文學傳統，特別是對日本大眾文學的學習與仿效，形成本土作家對台灣文學實踐的失落；陳銘清則在同年十月逐一反駁楊照的觀點，他認為推理小說和嚴肅的純文學不存在必然連結，因此以純文學的美學標準與價值套用在推理小說上，根本是「自絕生路」的行為；他的觀點同時受到不少創作者的響應，凸顯出推理小說創作的矛盾與衝突。





一九九八年第三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開始徵獎，二ＯＯＯ年公開決審記錄，導致與一九九Ｏ年代初期相當類似的爭議，特別是關於評選「推理小說」的標準究竟取決於「文學性」或「推理性」的辯論。這個爭論的產生，最主要是進入決審的三部作品，都符合被純文學場域賦予的價值標準與...